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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認為貧富階級遠超過藍綠問題，是他能勝選台北市長的原因。柯並引用《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所指出的，資本的投資報酬率，遠遠超過經濟成長率，貧富差距因而擴大。相反的，馬英九根據官方數據認為台灣貧富差距已經「在全世界是非常低的」。顯然兩者對貧富差距看法完全不同。究竟貧富差距情況如何？是擴大還是縮減？貧富差距的原因為何？值得深入探討，並提出對應政策。

以吉尼係數衡量貧富差距情形，我國吉尼係數歷年均在0.35以下，低於國際警戒線0.4。但由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可發現貧富差距長期有擴大趨勢。每戶所得五等分位差距倍數長期緩步上升，由1976年4.18倍緩步上升，到2013年為6.08倍。其中2001年因科技泡沫導致經濟衰退，所得差距倍數達歷年最高之6.39倍。2002年後則逐年緩步下降。2008年受國際金融風暴影響，2009年達6.34倍，為歷年來次高的數據。2010年起國內景氣復甦，所得差距倍數逐步下降。近年來每人五等分位差距倍數相對穩定，且逐年緩步下降。

雖然官方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貧富差距確實持續微幅改善，但該數據似乎與一般人的生活經驗與感受明顯不符，也因此遭到民間及學界極大質疑。統計數據與民眾實際感受的高度落差，推測主要原因應與台商海外所得並未申報，加上近年房地產價格及股市飆漲，房市增值及股市資本利得亦無法課稅的結果所致。此外若以每人所得差距倍數觀察，我國所得差距倍數低於南韓、日本、新加坡等鄰近國家；若以每戶所得差距倍數比較，我國亦屬差距較小者。

貧富差距與薪資不漲有關！按照國民所得統計調查，長期以來受僱人員報酬與營業盈餘占GDP比重明顯消長，受僱人員報酬占GDP長期下滑，營業盈餘比重則提高。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持續下降，由1990年初期的51.71%持續走低，至2013年降為44.65%；營業盈餘比重則呈現上升格局，由1990年初期的29.27%上揚至2013年為33.45%，且受僱者占總就業人數比逐年攀升，由1990年67.57%升至2010年77.23%。

貧富差距的成因與全球化有關。金融自由化、資通訊科技進步，貿易障礙降低，全球經濟體整合程度日益加深，新興經濟體釋出勞動人口，且在技術進步及工資均等化效應下，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其原有低技術門檻之勞工及非技術勞工的工作機會流失，使勞動薪資成長空間受到壓縮。特別是我國主力產業以代工為主的生產模式，利潤微薄，非技術勞工工資受到壓抑，造成所得分配不均擴大。金融海嘯後資金寬鬆，助長投機泡沫，低利率的寬鬆貨幣環境，造成不動產價格高漲，衝擊中低所得家庭。加上長期向富人傾斜的租稅政策，且持續向資本家減稅，如2009年大降遺產贈與稅，而海外資產卻匯回台灣炒作房地產，而沒導入實質投資增加就業機會，也造成貧富差距更佳惡化。長期重北輕南之下國土不均衡發展，公共資源過度集中於北部，資源錯置，城鄉發展差距擴大，經濟結構與財政基礎薄弱的縣市居於劣勢，也是造成系統性所得不均的問題所在，形成貧富差距的結構性因素。

隨著景氣回升，五等分位差距倍數所顯示的所得分配情形略有改善，但並無法以此自滿，何況貧富差距長期仍然有惡化趨勢。為政者應深入探究貧富差距擴大成因，據以找出因應策略。除了租稅、社福政策能外生性地縮減貧富差距外，也應改變當前的經濟發展模式，創造出隨著經濟發展得以讓薪資水準提升，並內化縮減貧富差距的新經濟模式。